黄金分析：本次回调是否为暂时性？

　　近年来，桐城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论”，在筑牢森林生态屏障的同时，大力发展以林下种植、养殖、旅游为主的林下经济，明方向、抓项目、创品牌，持续探索活“绿”创“富”的兴业富民路径。

　　明方向，精谋林下经济发展规划。结合本地森林资源现状与区域特色，桐城分区域、分地块、分品种做好林下经济发展规划，重点提升本区域传统种养项目，把林下中药材种植融入全市“锌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推广桐城桔梗、多花黄精等特色品种，打造桐城特色与“富锌”林下经济品牌；培育森林景观利用新业态，唐湾镇蒋潭村在雾聚茶谷林下新置小木屋、太空舱等文旅设施，做大森林旅游、生态康养与乡村旅游产业，推动活“绿”创“富”。

　　抓项目，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发展。桐城提高林企、林农对发展林下经济的认知，先后组织相关林企前往湖北神农架、罗田、英山和安徽亳州、金寨、潜山等地考察林下种植天麻、茯苓等中药材模式；争取中央与省级项目资金近300万元，在青草镇新建林下桔梗种植示范基地600亩，在唐湾镇利用茶园、林缘空闲地种植中药材吴茱萸300亩，二姑尖国有公益林场新建林下黄精种植示范基地300亩；各地结合实施“摇钱树”工程，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林下种植项目，孔城、金神、嬉子湖等镇已发展白芨、桅子、知母、白术、前胡、白芍、牡丹、射干等中药材种植4000余亩。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超5000亩。

　　创品牌，提升林下经济发展效益。“桐城桔梗”2020年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商标，桐城在青草镇设立示范种植基地，摸索种植技术，培育种植能手，制定种植规范，加强技术培训推广，提高单产与总产，把“桐桔梗”打造成区域品牌，在桐打造“安徽十大皖药”种植基地；建设多花黄精、白芨、知母、白术等中药材示范种植基地，加速融入富锌产业链，搭建企业、农户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推广单位之间的合作平台，推广适宜林间种植、养殖的新品种、新技术，增强地方产品优势，提升林下经济发展效益，助力林业增值、林企增效、林农增收。（通讯员 陈爱华）

　　根据历史的记载，南唐从烈祖开始佛教就比较的兴盛，后来又经历了元宗、后主两代人的支持，使得佛教在南唐疆域内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

　　出现这样一种盛况的原因也和南唐皇帝有关系，他们鼓励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寺庙，甚至还鼓励老百姓剃度出家，南唐后主李煜自己甚至也是佛教的信徒。

　　当时，佛教在南唐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朝中君臣、民间百姓无疑不信奉佛教、不以佛教教义来要求自己，崇佛之风四起，佛教在南唐虽然没有规定为国教，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国教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比较南唐的信佛成风，后者的情况则恰恰与之相反，佛教的发展不仅受到了限制，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被禁止，而这也离不开统治者的个人统治。

　　早期后周的大地上也有诸多的寺院和佛教的信奉者，毕竟唐朝时期佛教迎来一波发展的小高潮，但随着后周世宗柴荣的上台，佛教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

　　后周世宗柴荣先是裁撤了大量的僧侣和尼姑，还毁掉了大量的佛像来铸造钱币，甚至于后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寺院和僧侣，以至于佛教在后周大地上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公元955年，后周皇帝还让大量的僧侣还俗，更是明令禁止民间剃度为僧，将寺院、僧尼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余多出来的部分皆予以废除，将近八万的僧侣成为了老百姓。

　　多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他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佛教发展的同时，也解除了柴荣对佛教的诸多限制，这一时期佛教开始进入理性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后周与南唐在文艺发展、佛教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一种是鼓励而另一种则是抑制，为何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距呢?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双方的国情民情。

　　二、地域性、历史性差异导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中原文艺人士南下，把中原文化带入了南方，同时带过去的还有歌舞艺术。隋唐年间，北方大部分土地都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但南方因不是经济、政治中心所以一片祥和安定。

　　同样的情况依然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一直处于政权更迭、战争夺权之中，开始南方却处于“保境安民”的状态，和平使得大量的百姓由尚武之风转变为崇尚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就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再加上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与递进，可想而知南方的文人的文学造诣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

　　他们注重的不再是保家卫国的观念，而是沉迷于和平带来的文化发展，温饱足而知礼仪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战事常无、国家安定，以至于统治者也开始沉迷于文学风潮，李煜更是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诗篇。

　　都说两宋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最鼎盛的阶段，超过前朝所有的时代，从某个角度而言两宋文化的快速发展并没宋朝本身的功劳，而是南方几百年来的文化沉淀的一种爆发。

　　可以说宋朝时期科举制度繁荣昌盛，离不开南方辈出的人才与日益发达的文学教育，当然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的风潮也早就了两宋时期军事力量衰弱的情况。

　　北方的后周情况则与南唐相反，一直以来北方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融合的前线战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文化在影响游牧文化的同时，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也在影响中原地区的百姓。

　　这样一种文化的差异导致北方经常会爆发战争，以至于硝烟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又何谈追求礼仪和文化呢，恶劣的环境边然会导致一种为了生存的尚武之风。

　　相比于南唐境内的百姓，后周之人多是武将、士兵等，这些人的文化素养或许不高，但他们的武力却远远超越南唐。总的来说，受南北方巨大的历史因素、地域因素影响，南唐崇尚文艺风，而后周多是尚武之人，这种情况时无法避免的。

　　三、帝王统治需要导致的

　　自周天子之后，历朝历代就形成了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以至于统治者制定或者采纳某种政策是必然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这就导致统治者的个人需求也会影响社会文化风气。

　　上述提到，自南唐烈宗皇帝之后的三代帝王都崇尚文化之风，以至于南唐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这三人有莫大的关系。烈宗、世宗和后主皆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儒雅风流的他们成为了社会风气的导向，进而影响了整个南唐社会的发展。

　　南唐后主李煜喜欢吟诗作赋、书法画卷，更喜欢音律舞蹈，多才多艺的李煜在皇宫之中更是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南唐整个社会的文化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另外，相比于中原王朝以儒家治理天下、控制天下，南唐多代君王皆以佛教治理朝政、控制国内臣民，所以因为帝王统治的需求使得南唐的佛教发展非常兴盛，甚至于超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南梁。

　　相比较而言，后周统治者虽然也注重礼乐教化等文化知识，但他们的方式与手段更倾向于儒家文化而非佛教文化，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也皆是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

　　统治者对于思想文化追求的不同，也早就了南唐和后周思想体系的不同，如此以来佛教在南唐有着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而它在中原不仅缺少土壤反而还会被儒家文化所抵制。

　　除了这样一层因素外，还有一层因素就是政治经济因素。南唐以佛教治理天下，更多的是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老百姓，而不是以佛教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后周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他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本身，更看中的是儒家文化对天下的治理和推动意义，甚至于选择官吏也是以儒学为基础，科举制度便是最好的证明，南唐也有科举但考的却不是佛教只是。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佛教氛围下的寺院、僧侣即使占据大量的土地，他们也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的。南唐多年来没有经历战争，和平发展的经济环境，使得他们可以支撑这样一种文化体系。

　　可是，后周处于中原地带战火不断、硝烟不断，这就容易导致经济体的崩溃与落后。若是再大肆推广佛教文化，朝廷不仅会失去大量的税收来源，还必须要给寺院提供大量免税土地，这无疑是不符合统治者需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周世宗柴荣登基之后，大量的寺院被取缔、大量的僧侣还俗、大量的佛像被铸造成钱币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样既能够提供很多的劳动力，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生产资料。

　　其实，无论是南唐崇尚文艺之风的文化，还是后周崇尚武务实之风的文化，都是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因为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所以才会持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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